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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话传说
掌故传说综合篇
发布日期：2022-11-30 浏览次数：401次
政治篇
常昭分治
清初雍正间，在原来的常熟县治内添设昭文县，把同一县城划分为两个县区，以从小东门到水北门的河道为界，河西属常熟，河东属昭文。每逢交界处发生事故，两县县令总是互相推诿，唯恐牵累，但求自己境内平安无事。假使有路毙的人，倒卧在横跨界河的桥面中段，究竟应由哪一县处理，很成问题。据老年的仵作（验尸时的检验员）说，以前曾有这类事情，后经商定，以死者的两足所在地为断，头东脚西归常熟，头西脚东归昭文。这种事本应由两县协商处理，不应推卸责任，只这一点，就可推想当时吏治的腐败了。原来封建统治下的同城分治，无非为增设官吏，好对人民加重削剥，并不是真正为人民多做些事，这是很明显的。
满清时代的驻军
满清末期，在绿营（清代兵制，除黄白红蓝八旗兵外，汉军概用绿旗，因称“绿营”）未经改编为新军以前，城防部队由雷松山、易本卿二人统率，直接隶属于福山镇台（长官称镇统，等于师长）。当时军官的装束，头戴顶帽花翎，身穿如意镶边马褂，足登粉底快靴。士兵头缠黑布，身穿大褂，前后护心有大如碗口的“勇”字。遇到上级长官亲来检阅，驻军排队至小东门外教场或城内道门场集合，军官骑马前导，后面紧跟的有掌号三数人，手执尖角大纛旗的士兵一小队，矛子兵一队，藤牌兵一队，洋枪兵一队，依次出发。征场开操时，排列阵势，有“一字长蛇阵”、“二门金锁阵”等名称。手执大纛旗的队伍按照阵势的变化，把纛旗不断挥舞；矛子兵手执红缨蛇矛，吆喝前行；藤牌兵左手执藤牌，右手持阔刀，随在后面；洋枪兵肩负洋枪（前膛枪），一声长号，整队开枪，一次开过，又须重装火药，更换帽子，始可连续使用。这样的形形色色，活象演剧。实际上这些老弱部队中，很多还是吸鸦片的瘾君子，怎能担负保护地方的责任？一年糜费不少饷银，真是一无所用！
警察局
1910年（满清宣统二年），开始有警察局的设置，局址在老县场，沿街设岗位，这是最早的公安机关。名为保境安民，实则所在用的警察，都是些地痞流氓，只会敲诈勒索，鱼肉小民，有关地方上的治安问题，是没有人注意的。
巷门
旧时街道两端设有木栅，以防盗贼，称做“巷门”。巷门大都是钱铺当铺的所在地，也有是豪门富室所设置的，例如“翁家巷门”、“邵家巷门”，为最着名的两处。他们雇人守护，二鼓即关闭，行人通过时叫唤开门，例须酌给小费。只有达官贵人，虽深夜通行，决无阻碍，守护的启门稍迟，还会遭到斥责。像这一类的设置，名义上为了加强治安，实则只为少数人服务，而使广大群众多一种麻烦，多一重剥削罢了！
路不拾遗
旧时城内方塔寺、慧田寺和李王宫三处，各设有青石凿成的荷花一朵，直径约一公尺，下立石柱，高约一点六公尺，这就是俗称“六城门三关”的三关。任何人拾得的路遗物件，都给放在石荷花内，失主只要往三处认领，美其名曰“路不拾遗”。那时候的贪官污吏和地主豪门到处鱼肉人民，比盗贼还凶狠，却偏要粉饰太平，用“路不拾遗”来夸张政清俗美，也是一件极可笑的事！
香花桥
清代判处罪犯死刑，或斩首、或站笼、或绞决，都很残酷。当时常熟县的行刑场在寺前街香花桥堍，即今两门大街和寺南街的交接处。（昭文县刑场在老塔场）香花桥有桥无河，适在闹市，街道异常狭窄。行刑后，还要陈尸一日夜，并将首级号令三天，行人都避道而过。桥西有杨茂昌沿皮铺，在桥畔搭棚为作场，行刑前夕，必令拆去，人们一见拆棚，就知道将要杀人。所以从前咒骂人常说：“上香花桥”，意思即是“快要杀头”。
清本宣统年间，常熟知县金某，性情刻薄，大家称他为“金剥皮”。某次处理盗案，同夥六人中有船夫一人。他竟不分首从，也不问情节轻重，一律斩首，即是在香花桥执行的。当绑赴刑场前，船夫极口呼冤说：“我被逼替他们摇船，事后只给我三十文钱，实是冤枉！”金手拍公案，大声喊道：“即使分到一文钱，也要杀头。”可见当时的官吏，残暴成性，视杀人如儿戏，哪里还谈得到量刑的轻重呢。
醉汉杖毙公堂
1910年（清宣统三年）六月间，正值酷暑天气，有醉汉李三三，使性殴打了父亲，被父向县署控告忤逆，县官升坐大堂，问他为什么殴打父亲，三三不应，喝打亦不求饶。（传说当堂受刑杖的人必须高声讨饶，不声不响的叫做“打闷板”，对审问的官吏是不利的）。于是县官大怒，叫衙役用藤条抽打，打了很久，三三还是不作一声，当时观看的人，都说他是硬汉，其实他已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不等到官府退堂，这个三三早在堂上毙命了。
做县官的，为了自己的吉利，把不应处死的罪人，当堂杖毙，也可看出他性情的残暴了。
包漕
清季征收漕米，弊端百出，一旦中了举人的就可包漕，那是公开的。因为举人是地方上的乡绅，所以除了少数洁身自好者外，大都倚仗声势，包揽亲邻漕粮，被包者折扣缴纳，当然乐意，包漕者尽人私囊，更为值得，当地县官亦不敢认真处理。刚毅（满人，西太后亲信分子）秉政时期，各省清理田赋，常熟曾革去归宗郙的举人头衔，实则归氏年轻历浅，刚中举人，而那些老包漕的人却依然漏网。又每隔几年，遇到帝王大婚万寿，向来有豁免陈赋的条例，包漕者更可大钻空子，既然统在豁免之列，即可不了了之。
盐公堂
封建时期的盐商，是商业中最有地位最有势力的人，执掌盐务的官吏，为了便于舞弊，不能不和他们勾结，因此都腰缠累累，“盐南木客”就成为大腹贾的代名词了。常熟盐公堂，设在莲墩浜，当时划作浙盐引地，故称浙盐公堂。发货票上所称的官盐，质极粗劣；比较细白的反而称做私盐，发货票上写为“功盐”，说明是缉获的私盐用来赏功的，上面也盖“官”字印。要是没有盖印的，便有私盐嫌疑，堂中人查得，就可敲诈勒索，所以经管盐公堂的人都很富有。
封建王朝的礼制与避讳两则
1．清代末叶，慈掉太后和光绪帝同时病死，我邑人民也跟各地一样，须将帽结改成黑色，百日内不准剃头，理发店只准化客打辫，称为国丧。实则当时的专制统治，已近尾声，而满清王朝还要龊龊于这个小节，真是可笑。
2．仪凤茶园开设在寺前街中段，历年很久。清末宣统登极，为了避他御名“浦仪”起见，该茶园改名岐风，把“有凤来仪”的原意，改用“凤鸣岐山”的典故，“岐”“仪”声音相近，真是巧妙。到了辛亥光复，清室崩溃，方始恢复旧名，直到现在。
经济篇
老店
吾邑最老的商店为县东街专售铜锡器的刘正大，相传初创还在明代崇祯年间，过去兼营油漆，周神庙铜香炉所镌捐助者的姓名中，他亦在内。其次是儒英坊的周九林刀剪店，创设在清康熙年间。明末清初的商店能开设如此长久，想见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，地方上普通商业都是十分稳定的。
邮局的创始
满清时代，常熟和外省各县的信递汇兑，全赖城乡各处的信局，都由设在苏州的省局转解。福山本江防重镇，为镇守衙门的所在地，清末已开设邮局，后来城内亦增设，地址在南门大街。它的业务范围以平信和挂号信为限，不通汇兑。所用邮票，印有“大清国邮政”字样，中有圆形蟠龙图案，辛亥后，社会习惯，尚以“龙头”作为邮票的代称。
电报局的创设
常熟为滨海要区，1890年（清光绪16年）即通电报。局址初设福山镇，中日战后，始在城区设局，地址在槐柳巷平姓家中，当时系商办性质，故封套上标明“虞电报商局”。报费视路途远近而定，北京每字两角五分，兰州四角，同省每字一角，同府同州每字五分，洋文及密码加倍。
创设电灯厂遭到反对
1913年（民国2年）常熟筹建电灯厂，地方士绅联名呈省反对，认为街道架设电线，危险很大。事为电厂发起人所悉，一再疏通解释，同时省方对此亦无切实表示，遂无形搁置。次年秋间，始正式发电。
自动电话
城区有自动电话，约在1930年以后。据称当地有此装置的，全国仅广州、上海两地。日寇入侵时，吾邑所装自动电话半毁于火，其余被狄子怡出卖给日寇，自动电话遂告绝迹。
常熟电气厂的过去和现在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从敌伪方面将电厂接收回来，恢复营业。当时币值日降，油价飞涨，倚仗权势不付电费的人亦大见增多，每度电以白米七升计算，折合伪币达一万五六千元，电力不足，光线暗得发红，供电时间自上午五时到晚上十一时，机件不时损坏，经常断电。电厂本身亦日益亏损，几至无法支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援下，向苏州电气公司接电，始获重见光明。1956年又经批准与苏州电气公司合并，自此供电量不断增加，电力充足，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。
第一条马路
城区第一条马路为南门外的南新街。当时吾邑与邻近各地未通公路，交通只有轮船。南新街开辟后，成为城内直达轮埠的交通要道，旅客往回大感便利。
旧的南北干道
城内最先建成的南北干道，从南门城门口起，经南门大街、县南街、道南街、县后街、北市心、西弄、北门大街直达北门城门口．路宽十公尺，用碎石铺砌，于1937年（民国26年）夏初筑成。
当时在县政会议席上，根据士绅提议，作出决定，除豪绅巨室的私人汽车外，其余汽车一律不准通行，以免发生事故。这就大大限制了干道的交通作用。
锡沪公路通车
锡沪公路在1935年（民国24年）8月通车。总公司设在上海虬江路，地方人士任职其中者有顾问瞿良士、俞九思，总稽查曹师柳等三数人。成立前，在常熟招股，应者寥寥，总数仅五六千元。通车时南门外高搭彩坊，并办筵席招待各界，所费颇巨。
米业兴衰
常熟以产米着称，故米商营业独盛。据调查，在1903年（清光绪29年）间，城内米行有一百零五家之多，集中在南门外东西两市河及南河一带，东北两门为数极少。小庙场有米业公所，米商每晨在彼集会议价。常熟行帮在上海南北市二处米业公会中向起骨干作用，但在1915年后，逐渐被无锡帮所夺，常熟米商在上海成交的寥寥无几。以后，即本地交易范围也日见狭小。1930年后，全城米行仅余数家，不能与三十年前相比了。
新中国成立前的米价
新中国成立前米价一日数涨，有钱的囤积居奇，而升斗小民终日劳动，往往不得一饱。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前夕，旧社会的贫富悬殊，最为明显。
土布
土布是本县手工业产品之一，普通规格每匹长一丈六尺，阔八寸三分，质坚耐穿；在清代即驰名各地。农村中妇女都以此为常年副业，年产量达一千万匹以上，行销闽、浙、皖、鲁及本省苏北、淮海一带。民初，进口洋布充斥市场，土布销路大受打击。旋有人在城内开设布厂，采用新式布机，同洋布竞争，土布销路更一落千丈。新中国成立后纺织业不断发展，即土布亦较过去精细。如从土洋结合着手，恢复土布大生产，亦殊易易。
四庭柱一正梁
清末民初，城内绸布业较大的有庆盛、黄顺泰、童福昌、乾泰恒、永丰五家，号称“四庭柱一正梁”。
绸市业在营业上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官僚阶级。当时的劳动人民和一般贫苦市民，能谋一饱，已非易事，决无余钱购买绸布衣料，因此，广大工农阶级的购买力在绸布业营业额中所占的百分比，小得可怜！
绸布业有旺季淡季之别，他们的谚语是“金九月，银十月；荒三春，苦七月；三夏不及一寒冬”。
常熟“昼锦里”
城内绸布零剪店集中在冲天庙前，很象上海的“昼锦里”，苏州的“汤家巷”。顾客大半是妇女，配色选料，日常纷集，较之其他商肆，尤为热闹。
零剪店主要货品，有绸布、呢绒、皮毛等，不成衣料的零星小幅，每由成衣匠购去；另有各色丝绒线，系从苏杭两处购进；还有精美的绣品如绣枕、绣鞋面
、帐围、床围等，都由各店备料，交家庭妇女加工代绣。
历史最久的零剪店，是创自前清光绪年间的同和祥，其次有安吉祥、天盛祥、正泰祥、一大恒四家。
私营银钱业
清同治年初，苏州马某来本县开设义隆南货店，不数年积资甚多，改设钱庄，专营存放汇划兑换等业务，这是城内银钱业的创始。辛亥（1911年）革命后，私营钱在相继停业，所谓大同行中仅存义隆、永益、晋泰三家。1919年（民国8年），周来宾开设福康钱庄，经理为邢咏梅。1920年王士升邀得上海颜料巨商吴、赵二姓投资，创办润康。1922年，由于受了外来银行的影响，地方上创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银行，董事长杨润甫，经理陈良卿。1924年，周树声开设源康钱庄，经理赵少臣。中间福康钱庄停业后，又于1925年恢复。德元经理王云鹤，于1930年前后，又改组为德亨银号。源康停业后，于1927年。又开大成，经理高峻梅，股东均仍旧。1928年新开银行两家：通益银行，董事长汪凤书，经理刘海如；利华银行，经理叶培芝。其后又有大有、振业、农业等银行陆续创设。此外，
所谓小同行则有县西街的协昌（后改组振业银行）和大德，东门的永兴、盈丰、德万、汇裕（后改大生）、亿成等，南门的永源，小东门的润隆等，全城银钱业大小行庄近二十家。1931年后，受国内经济崩溃的影响，倒帐累累，各行在相继停顿。 抗战前夕只有义隆一家。敌伪时期，因币值波动甚巨，经商的大部兼事囤积，为了利用游资，又相继设立银行钱庄。私营银钱业及外来的分支行总数达四十六家。1946年，除执有战前执照的义隆一家外，一律勒令停业。后来那些钱商又搜求以前一鳞半爪的证件（如收据褶子等），四出钻营，终得奉准复业的，连义隆在内共九家，即义隆、永益、晋泰、德余、润隆、亿成、永兴（后因外地有同一牌号的，改体荣兴）、大生（后改称琴丰）等八家饭庄，及大有银行。直至解放大军渡江后、从1949年4月23日起，始一律停止营业，全部结束，不再有这种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存在了。
挤兑风潮
反动政府再改换“法币”前，各银行声称所发行德钞票，可以随时兑换银元，这原是一种没有真实保障的骗局。
1933年（民国22年），城内发生挤兑风潮，一时，许多手持钞票的人，涌向中国，交通两银行（行址都再道南街），要求兑现，途为之塞。次日，由苏州轮船装来银元数十箱，因搬运人少，沿着道南街，县南街一路堆置，人们看到银元充足，挤兑风潮无形平息。那些“聪明”而消息灵通的官僚资本家，宁愿牺牲小利，获得大利，人们以血汗换来的金钱，结果还是集中到他们的口袋里去。
银楼
旧时城内银楼甚多，装璜富丽，地主资产阶级的妇女常出入其中，选购高贵饰物，虽耗资千余，毫无吝色。
开设最早的为久和银楼，稍后有上海银商在县西街所设的丹凤。又有恒孚银楼，因成色较好，牌价也较高。其余如庆福，陈宝华，范宝泰等，都匠心独运，专门讲究饰物的花式，当时亦颇着名。
最老的茶馆
旧时城内外茶馆特多，剥削阶级除烟酒赌博外，以啜茗清淡为比较经济的消遣方式，群居终日，浪费了不少时间。
城内湖园和仪凤为资格最老的两家茶馆。湖园原名一壶春，后改玉壶春，最后改称湖园。仪凤原名壶中天，旋改今名，清末因避宣统御名，曾一度更名为歧凤。
最老的菜馆
旧时代里，剥削阶级的挥霍享受，以吃喝一道为最普遍，因此城内菜馆林立，灯红酒绿，常闹到深夜。
最老的菜馆有钱馆和如意馆，杨太和等，后来又有长华，山景园，聚丰园，近芬园，鸿运楼等相继开设。其他规模较小的酒饭馆，多至不可胜数。
王四酒家与易君左
王四酒家原是一家乡村酒店，最初设在兴福寺头山门周神墓道之旁，以爊鸡、菠菜、螺蛳等菜肴供应顾客。有自酿桂花白酒，香冽可口，每逢春秋佳节，来此叙饮的，络绎不绝，业务日见发展。《闲话扬州》作者易君左到此游览，大加赞赏，题了一首诗：“江山最爱是才人，心自能空尚有亭。王四酒家风味好，黄鸡白酒嫩菠青。”店主人把这首诗悬挂壁间，从此声名大着，营业蒸蒸日上，遂迁店屋，成为具有规模的酒楼。旧时代经营饮食业，常有赖于文人墨士的题咏传播，否则，虽用广告宣传，收效还是有限的。
马咏斋
东乡人马咏梅，家道小康，精于烹调，因嗜吸鸦片，倾尽家产，生活贫困，遂日携竹筐，以所制肉松酱蛋等兜售于市，出入茶楼酒肆，因所煮菜肴色味俱佳，器皿亦清洁，大受顾客欢迎。后遂设摊于寺前街，不久又改为熟食店，又马咏斋为店号。以后并在苏州、上海开设分店。所制酱肉、油鸡、酱蛋，人们都冠以“马”字，称之马肉、马鸡、马蛋。其后仿效开张的虽多，终不及马咏斋着名。
最早的照相馆
城内照相馆的开设，以“庐山”为最早，其次为“光霁轩”，都开在书院弄。它们的前门辟在室后，面临石梅场，因旧时每逢春节，石梅场最为热闹，这样开门，正是为了招徕营业。
北门肥皂
1920年左右，北门外就有小型的肥皂厂，商标即称“北门肥皂”，质量极好，曾行销各地。后因外埠产品如固本、祥茂等肥皂运来本县大量倾销，北门肥皂终于亏本停业。这也是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一个鲜明事例。
骏云轮爆炸
在旧社会里，资本家只顾营业上竞争，往往不照规定，不顾一切，甚至把人民生命当作儿戏。如1920年（民国9年）骏云轮的爆炸，就是一个惨痛的事例，那时苏班轮船，本由老公茂和招商局两家垄断，后忽出现一新局面，通过某种关系，取得行驶权，加入竞争。开始营业时，客票不分等级，一律小洋两角，加送毛巾一条。五月中旬某日，招商局的骏云轮，超越规定速率，开足马达，直驶苏州，到莫城塘地区，突然气缸爆裂，爆炸声远达城内，死十余人，伤者无算。惨案发生后，始禁止竞争，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，已无法弥补了。
藤轿和爬山虎
从前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，仅有竹制的青布幔轿，遇有婚嫁喜庆租用，改用红幔，抬轿者二人或四人，以乘轿者的身份区分。1933年（民国22年）始改用藤轿，轿身以藤制，取其轻便。1934年（民国23年）锡沪长途汽车通车后，始有人力车和自备包车，藤轿逐渐淘汰。惟游山雇坐的仍有一种“爬山虎”，以藤或竹制，上复布幔遮阳，实即一种较为舒适的山轿。
好大的顶费
马咏斋熟食店，驰名远近，于苏沪各地都设分店。寺前街的老店前面，缺地一角，店面狭窄，该店为了扩充门面，商请原主转让。其面积仅足以安一帐柜，原主索价竟达二百担白米之巨。经过祖孙三代几十年的谈判，都未成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公私合营高潮时，这一角地始归马咏斋，因得放宽，一改已往得局促。
600个座位售票16帐
敌伪统治时期，百业萧条，即社会上一般娱乐场所，亦营业惨淡。某夜，和平街虞山戏院600个座位全部坐满，挂出“客满”牌，戏院老板正为营业大盛而高兴，旋经售票员说明，才知道只售出十六帐票，其余全是看白戏的，还得好好招待。当时在恶势力的压迫下，不论什么行业，都得破产的可能。
文化技术篇
清末的留学生
清末，出国留学的风气渐开。本县知识界受到影响，也纷纷出国。除唐市嵇岑孙（洛如，习经济）和城内仓巷陆宝淦（次兰，习化工）留学美国外，其余以往日本留学者为多，早期有入士官学校习陆军的翁之麟（振伯）兄弟和沈同午（职公）三人，其他习文理法政的为数更多，有殷潜溪、徐念慈、胡君黻、钱汉阳、苏梯云、赵卓斋、殷同甫、蒋韶九、冯一范、朱和钧、蒋丽南、钱一帆、狄巽行等。
科举尾声
科举制度沿袭了千数百年，明清两代，尤为知识分子进入士大夫阶级的唯一途径。但在清末受了东西洋新潮流的影响，虽忠于西太后的顽固派，亦不得不适应时势，废除科举。当时由官费选派或自费赴国外的留学生为数很多，当局表示重视新学，为毕业回国者举行特种考试，中式的即具备了参与新政的资格，故当时称做洋翰林、洋举人。本县点洋翰林的只有留学美国的嵇岑孙（洛如），中洋举人的较多，如冯国鑫（一范）、狄梁孙（巽行）是法政科举人，朱亮（和钧）是师范科举人等。
特种考试是封建王朝科举制度的最后尾声，此后，翰林、举人的名称也就随之着满清王朝的消灭而消灭。
劝学所
清末各县设劝学所，为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的机构。本县劝学所设在寺前街于公祠，邵伯英（松年）、丁芝孙（祖荫）等先后主其事。按照定制，劝学所直隶于省提学使，提学使行文各所，例用札子（等于令），惟对香邑独异，因邵伯英曾点翰林，官河南学政，不能视为下属，故改用照会（等于公函）。可见当时公文定制，亦因人转移，这便是一个例子。
图书馆
常熟图书馆始创于1899年（清光绪25年），就道前街道署废址，兴工建筑（即今县人委办公处）。1937年（民国26年）县政府迁入，图书馆只能迁移，初拟迁在书院弄思文小学旧址，后以逼近市，不甚相宜，始决定迁至石梅山麓。1937年日寇犯境，该处离市较远，所藏图书幸得保全。
最初任图书馆长的为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良土（启甲），1921年易张映南（鸿），1923年易宗子戴（舜年），又易王纪玉（兆麟），1927年为陈敬如（文熙）。
陆山长
清末，本县游文书院拥有学田甚多，工八股文的都可领卷应课，每月由书院聘请山长（当时的学官）命题阅卷，评定甲乙。取录名次较前的，即以学田收入，酌贴膏火之资，以为奖励。当时任山长的，以陆云生太史为最久。
早期教育的鳞爪
戊戌政变后，满清政府为缓和革命空气，推行新政，废止科举，兴办学校，城内男女各校次第设立，略述梗概如下：
1．第一所男女学校是中西学堂，1899年（清光绪25年）设于塔前旧书院“学爱精庐”原址，毕业后仍留原校深造者称师范生。后改名公立小学东校，后又改为塔前小学。1902年（清光绪28年）就石梅游文书院旧址，设立常昭小学堂，后改名为石梅公立小学，又称公立小学西校，不两年即并入东校。私立学校有设在寺前于公祠内的城西小学，设在石梅的思文小学，设在儒英坊的儒英两等小学，和设在曾园的民立两等小学。
2．第一所女校是竞化女学，清末设在曾园内，入学者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，当时风气未开，招生仅二三十人。民国初，迁至石梅游文书院原址，改名为石梅女校（今县师附小）。缪静甫夫妇又在石梅白衣庵附近家祠设立女红学校，这是提倡女子职业教育的一所学校。
3．第一所女师范是淑琴女子师范。为清末地方人士殷耕石所创办，校址在白粮仓内。
4．第一所县立师范是县立甲种师范。1923年（民国12年）以前，为培养师资而设立的只有师范讲习所，以后始有县立甲种师范，校址在西门外晒麦场。报慈桥亦有县立师范一所。
5．男女同学——开始于1928年（民国17年），实行于当时的县立实验小学，校址在塔前。
6．最初聘用女教师的学校——初办学校时从不聘用女教师，当时淑琴女师的毕业生仍无出路。民初推广国民小学，改聘女教师，淑琴毕业生始受聘执教，最早延聘女校师的是锁澜小学。
7．入学手续——清末民初，学生入学，例须用红纸填写三代履历，觅人具保，因之劳动人民的子弟，很难获得求学的机会。
赵半部刀劈万岁牌
清末，有赵半部者，名普，在体育界颇有声望，勇敢任事，富有革命思想。当他出任南乡辛庄小学校长时，借用庙宇为校舍，殿上供有万岁牌，赵以为这是专制统治的标志，不应使青年学子深印脑际，时欲移置他处，因庙主反对而不果。某日，赵遂以利斧将牌劈碎。当时群众慑于专制淫威，惧受株连，斥赵为革命党徒，缚送县署，幸有开明人士从中调解，始获释放。
五四运动中的常熟学生
1919年（民国8年）五月四日，北京学生掀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运动——五四运动，全国各地，一致响应。时常熟尚无中学。七月中旬，旅外大中学生返里后，积极组织“常熟旅外学生联合会”，参加的有北大、清华、北洋、南洋、圣约翰、圣玛利亚、唐山、苏一师、苏女师、东南、景海等校的学生一百余人。先设筹备处于道前街孙宅，后假县立图书馆举行会员大会，提出了“还我山东”、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、“抵制日货”、“惩办卖国贼”等口号。学联成立后，推定负责人，所需经费由参加者自动捐助。当时大家热情洋溢，却遭到了顽固派（包括封建地主、旧官僚、老学究和部分工商界人士）的反对。他们认为青年人以学业为重，不应干预国政；甚至利用当地报刊，大肆攻击，例如《新春秋》上的文字，对学联更多污蔑。但直至秋间各校开学，学生离家赴校，学联活动才告停止。
至1925年（民国14年）五卅惨案发生，本县各校学生激于义愤，为支援上海工人运动，重行组织学联会，会址在寺前街于公祠，首届主席为新县前英文专门学校的温景春。这是五四运动后常熟学生的又一次爱国运动。
新书报的发行
1894年（清光绪20年）后，上海出版新书或翻印旧书，均改用石印，当时称为洋版书。本县最先发行者，有“天禄阁”，在卷荐弄（今中巷东段）口。但所售书籍，仅供科举士子之用。后《时务报》出版，亦归该店发行，始有实用图书。继 “天禄阁”的有“学福堂”、“醉经阁”、“孚记书庄” 、 “振华公司”等，不过科学书籍，供应仍属少数。
新闻报纸的发行
本县初无当地报刊，嗣后上海等地外埠报纸推销日广，始设分馆或派报所。最初推销上海报纸、便利订户的，有许润生（住学前陈天顺丝线店内），继之者有孔筱国（住南门大街），都是宁波人。所推销的以《申报》为主，每月制钱四百文，在出版两天后送到。以后火车轮船畅通，第二天即可到达。1925年汽车通行后，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。
虞社
辛亥革命后，社会人士中专事研究旧诗文的有常熟的虞社和常州的苔芩社，称江南二大诗社。苔芩社号称有五百罗汉，而虞社社员多至八百余人，即日本和住居在台湾的人也通信加入。它的宗旨，与清末鼓吹革命的南社绝不相同，只谈风月，很少政治气氛。
名胜古迹篇
琴川七弦
横贯县城的琴川有小溪七，名七弦，发源于石梅涧南的焦尾溪，分流转入运河，状似古琴，遂以命名。
近代通行的说法，一弦在学宫后兴贤桥北，二弦在草圣祠后东太平巷南，三弦在县东街南金童子巷北，四弦在言子宅后，坊桥北章家角南。五弦在白粮仓前灵公殿后，六弦在白粮仓后，七弦在孝义桥
常昭分治
清初雍正间，在原来的常熟县治内添设昭文县，把同一县城划分为两个县区，以从小东门到水北门的河道为界，河西属常熟，河东属昭文。每逢交界处发生事故，两县县令总是互相推诿，唯恐牵累，但求自己境内平安无事。假使有路毙的人，倒卧在横跨界河的桥面中段，究竟应由哪一县处理，很成问题。据老年的仵作（验尸时的检验员）说，以前曾有这类事情，后经商定，以死者的两足所在地为断，头东脚西归常熟，头西脚东归昭文。这种事本应由两县协商处理，不应推卸责任，只这一点，就可推想当时吏治的腐败了。原来封建统治下的同城分治，无非为增设官吏，好对人民加重削剥，并不是真正为人民多做些事，这是很明显的。
满清时代的驻军
满清末期，在绿营（清代兵制，除黄白红蓝八旗兵外，汉军概用绿旗，因称“绿营”）未经改编为新军以前，城防部队由雷松山、易本卿二人统率，直接隶属于福山镇台（长官称镇统，等于师长）。当时军官的装束，头戴顶帽花翎，身穿如意镶边马褂，足登粉底快靴。士兵头缠黑布，身穿大褂，前后护心有大如碗口的“勇”字。遇到上级长官亲来检阅，驻军排队至小东门外教场或城内道门场集合，军官骑马前导，后面紧跟的有掌号三数人，手执尖角大纛旗的士兵一小队，矛子兵一队，藤牌兵一队，洋枪兵一队，依次出发。征场开操时，排列阵势，有“一字长蛇阵”、“二门金锁阵”等名称。手执大纛旗的队伍按照阵势的变化，把纛旗不断挥舞；矛子兵手执红缨蛇矛，吆喝前行；藤牌兵左手执藤牌，右手持阔刀，随在后面；洋枪兵肩负洋枪（前膛枪），一声长号，整队开枪，一次开过，又须重装火药，更换帽子，始可连续使用。这样的形形色色，活象演剧。实际上这些老弱部队中，很多还是吸鸦片的瘾君子，怎能担负保护地方的责任？一年糜费不少饷银，真是一无所用！
警察局
1910年（满清宣统二年），开始有警察局的设置，局址在老县场，沿街设岗位，这是最早的公安机关。名为保境安民，实则所在用的警察，都是些地痞流氓，只会敲诈勒索，鱼肉小民，有关地方上的治安问题，是没有人注意的。
巷门
旧时街道两端设有木栅，以防盗贼，称做“巷门”。巷门大都是钱铺当铺的所在地，也有是豪门富室所设置的，例如“翁家巷门”、“邵家巷门”，为最着名的两处。他们雇人守护，二鼓即关闭，行人通过时叫唤开门，例须酌给小费。只有达官贵人，虽深夜通行，决无阻碍，守护的启门稍迟，还会遭到斥责。像这一类的设置，名义上为了加强治安，实则只为少数人服务，而使广大群众多一种麻烦，多一重剥削罢了！
路不拾遗
旧时城内方塔寺、慧田寺和李王宫三处，各设有青石凿成的荷花一朵，直径约一公尺，下立石柱，高约一点六公尺，这就是俗称“六城门三关”的三关。任何人拾得的路遗物件，都给放在石荷花内，失主只要往三处认领，美其名曰“路不拾遗”。那时候的贪官污吏和地主豪门到处鱼肉人民，比盗贼还凶狠，却偏要粉饰太平，用“路不拾遗”来夸张政清俗美，也是一件极可笑的事！
香花桥
清代判处罪犯死刑，或斩首、或站笼、或绞决，都很残酷。当时常熟县的行刑场在寺前街香花桥堍，即今两门大街和寺南街的交接处。（昭文县刑场在老塔场）香花桥有桥无河，适在闹市，街道异常狭窄。行刑后，还要陈尸一日夜，并将首级号令三天，行人都避道而过。桥西有杨茂昌沿皮铺，在桥畔搭棚为作场，行刑前夕，必令拆去，人们一见拆棚，就知道将要杀人。所以从前咒骂人常说：“上香花桥”，意思即是“快要杀头”。
清本宣统年间，常熟知县金某，性情刻薄，大家称他为“金剥皮”。某次处理盗案，同夥六人中有船夫一人。他竟不分首从，也不问情节轻重，一律斩首，即是在香花桥执行的。当绑赴刑场前，船夫极口呼冤说：“我被逼替他们摇船，事后只给我三十文钱，实是冤枉！”金手拍公案，大声喊道：“即使分到一文钱，也要杀头。”可见当时的官吏，残暴成性，视杀人如儿戏，哪里还谈得到量刑的轻重呢。
醉汉杖毙公堂
1910年（清宣统三年）六月间，正值酷暑天气，有醉汉李三三，使性殴打了父亲，被父向县署控告忤逆，县官升坐大堂，问他为什么殴打父亲，三三不应，喝打亦不求饶。（传说当堂受刑杖的人必须高声讨饶，不声不响的叫做“打闷板”，对审问的官吏是不利的）。于是县官大怒，叫衙役用藤条抽打，打了很久，三三还是不作一声，当时观看的人，都说他是硬汉，其实他已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不等到官府退堂，这个三三早在堂上毙命了。
做县官的，为了自己的吉利，把不应处死的罪人，当堂杖毙，也可看出他性情的残暴了。
包漕
清季征收漕米，弊端百出，一旦中了举人的就可包漕，那是公开的。因为举人是地方上的乡绅，所以除了少数洁身自好者外，大都倚仗声势，包揽亲邻漕粮，被包者折扣缴纳，当然乐意，包漕者尽人私囊，更为值得，当地县官亦不敢认真处理。刚毅（满人，西太后亲信分子）秉政时期，各省清理田赋，常熟曾革去归宗郙的举人头衔，实则归氏年轻历浅，刚中举人，而那些老包漕的人却依然漏网。又每隔几年，遇到帝王大婚万寿，向来有豁免陈赋的条例，包漕者更可大钻空子，既然统在豁免之列，即可不了了之。
盐公堂
封建时期的盐商，是商业中最有地位最有势力的人，执掌盐务的官吏，为了便于舞弊，不能不和他们勾结，因此都腰缠累累，“盐南木客”就成为大腹贾的代名词了。常熟盐公堂，设在莲墩浜，当时划作浙盐引地，故称浙盐公堂。发货票上所称的官盐，质极粗劣；比较细白的反而称做私盐，发货票上写为“功盐”，说明是缉获的私盐用来赏功的，上面也盖“官”字印。要是没有盖印的，便有私盐嫌疑，堂中人查得，就可敲诈勒索，所以经管盐公堂的人都很富有。
封建王朝的礼制与避讳两则
1．清代末叶，慈掉太后和光绪帝同时病死，我邑人民也跟各地一样，须将帽结改成黑色，百日内不准剃头，理发店只准化客打辫，称为国丧。实则当时的专制统治，已近尾声，而满清王朝还要龊龊于这个小节，真是可笑。
2．仪凤茶园开设在寺前街中段，历年很久。清末宣统登极，为了避他御名“浦仪”起见，该茶园改名岐风，把“有凤来仪”的原意，改用“凤鸣岐山”的典故，“岐”“仪”声音相近，真是巧妙。到了辛亥光复，清室崩溃，方始恢复旧名，直到现在。
经济篇
老店
吾邑最老的商店为县东街专售铜锡器的刘正大，相传初创还在明代崇祯年间，过去兼营油漆，周神庙铜香炉所镌捐助者的姓名中，他亦在内。其次是儒英坊的周九林刀剪店，创设在清康熙年间。明末清初的商店能开设如此长久，想见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，地方上普通商业都是十分稳定的。
邮局的创始
满清时代，常熟和外省各县的信递汇兑，全赖城乡各处的信局，都由设在苏州的省局转解。福山本江防重镇，为镇守衙门的所在地，清末已开设邮局，后来城内亦增设，地址在南门大街。它的业务范围以平信和挂号信为限，不通汇兑。所用邮票，印有“大清国邮政”字样，中有圆形蟠龙图案，辛亥后，社会习惯，尚以“龙头”作为邮票的代称。
电报局的创设
常熟为滨海要区，1890年（清光绪16年）即通电报。局址初设福山镇，中日战后，始在城区设局，地址在槐柳巷平姓家中，当时系商办性质，故封套上标明“虞电报商局”。报费视路途远近而定，北京每字两角五分，兰州四角，同省每字一角，同府同州每字五分，洋文及密码加倍。
创设电灯厂遭到反对
1913年（民国2年）常熟筹建电灯厂，地方士绅联名呈省反对，认为街道架设电线，危险很大。事为电厂发起人所悉，一再疏通解释，同时省方对此亦无切实表示，遂无形搁置。次年秋间，始正式发电。
自动电话
城区有自动电话，约在1930年以后。据称当地有此装置的，全国仅广州、上海两地。日寇入侵时，吾邑所装自动电话半毁于火，其余被狄子怡出卖给日寇，自动电话遂告绝迹。
常熟电气厂的过去和现在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从敌伪方面将电厂接收回来，恢复营业。当时币值日降，油价飞涨，倚仗权势不付电费的人亦大见增多，每度电以白米七升计算，折合伪币达一万五六千元，电力不足，光线暗得发红，供电时间自上午五时到晚上十一时，机件不时损坏，经常断电。电厂本身亦日益亏损，几至无法支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援下，向苏州电气公司接电，始获重见光明。1956年又经批准与苏州电气公司合并，自此供电量不断增加，电力充足，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。
第一条马路
城区第一条马路为南门外的南新街。当时吾邑与邻近各地未通公路，交通只有轮船。南新街开辟后，成为城内直达轮埠的交通要道，旅客往回大感便利。
旧的南北干道
城内最先建成的南北干道，从南门城门口起，经南门大街、县南街、道南街、县后街、北市心、西弄、北门大街直达北门城门口．路宽十公尺，用碎石铺砌，于1937年（民国26年）夏初筑成。
当时在县政会议席上，根据士绅提议，作出决定，除豪绅巨室的私人汽车外，其余汽车一律不准通行，以免发生事故。这就大大限制了干道的交通作用。
锡沪公路通车
锡沪公路在1935年（民国24年）8月通车。总公司设在上海虬江路，地方人士任职其中者有顾问瞿良士、俞九思，总稽查曹师柳等三数人。成立前，在常熟招股，应者寥寥，总数仅五六千元。通车时南门外高搭彩坊，并办筵席招待各界，所费颇巨。
米业兴衰
常熟以产米着称，故米商营业独盛。据调查，在1903年（清光绪29年）间，城内米行有一百零五家之多，集中在南门外东西两市河及南河一带，东北两门为数极少。小庙场有米业公所，米商每晨在彼集会议价。常熟行帮在上海南北市二处米业公会中向起骨干作用，但在1915年后，逐渐被无锡帮所夺，常熟米商在上海成交的寥寥无几。以后，即本地交易范围也日见狭小。1930年后，全城米行仅余数家，不能与三十年前相比了。
新中国成立前的米价
新中国成立前米价一日数涨，有钱的囤积居奇，而升斗小民终日劳动，往往不得一饱。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前夕，旧社会的贫富悬殊，最为明显。
土布
土布是本县手工业产品之一，普通规格每匹长一丈六尺，阔八寸三分，质坚耐穿；在清代即驰名各地。农村中妇女都以此为常年副业，年产量达一千万匹以上，行销闽、浙、皖、鲁及本省苏北、淮海一带。民初，进口洋布充斥市场，土布销路大受打击。旋有人在城内开设布厂，采用新式布机，同洋布竞争，土布销路更一落千丈。新中国成立后纺织业不断发展，即土布亦较过去精细。如从土洋结合着手，恢复土布大生产，亦殊易易。
四庭柱一正梁
清末民初，城内绸布业较大的有庆盛、黄顺泰、童福昌、乾泰恒、永丰五家，号称“四庭柱一正梁”。
绸市业在营业上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官僚阶级。当时的劳动人民和一般贫苦市民，能谋一饱，已非易事，决无余钱购买绸布衣料，因此，广大工农阶级的购买力在绸布业营业额中所占的百分比，小得可怜！
绸布业有旺季淡季之别，他们的谚语是“金九月，银十月；荒三春，苦七月；三夏不及一寒冬”。
常熟“昼锦里”
城内绸布零剪店集中在冲天庙前，很象上海的“昼锦里”，苏州的“汤家巷”。顾客大半是妇女，配色选料，日常纷集，较之其他商肆，尤为热闹。
零剪店主要货品，有绸布、呢绒、皮毛等，不成衣料的零星小幅，每由成衣匠购去；另有各色丝绒线，系从苏杭两处购进；还有精美的绣品如绣枕、绣鞋面
、帐围、床围等，都由各店备料，交家庭妇女加工代绣。
历史最久的零剪店，是创自前清光绪年间的同和祥，其次有安吉祥、天盛祥、正泰祥、一大恒四家。
私营银钱业
清同治年初，苏州马某来本县开设义隆南货店，不数年积资甚多，改设钱庄，专营存放汇划兑换等业务，这是城内银钱业的创始。辛亥（1911年）革命后，私营钱在相继停业，所谓大同行中仅存义隆、永益、晋泰三家。1919年（民国8年），周来宾开设福康钱庄，经理为邢咏梅。1920年王士升邀得上海颜料巨商吴、赵二姓投资，创办润康。1922年，由于受了外来银行的影响，地方上创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银行，董事长杨润甫，经理陈良卿。1924年，周树声开设源康钱庄，经理赵少臣。中间福康钱庄停业后，又于1925年恢复。德元经理王云鹤，于1930年前后，又改组为德亨银号。源康停业后，于1927年。又开大成，经理高峻梅，股东均仍旧。1928年新开银行两家：通益银行，董事长汪凤书，经理刘海如；利华银行，经理叶培芝。其后又有大有、振业、农业等银行陆续创设。此外，
所谓小同行则有县西街的协昌（后改组振业银行）和大德，东门的永兴、盈丰、德万、汇裕（后改大生）、亿成等，南门的永源，小东门的润隆等，全城银钱业大小行庄近二十家。1931年后，受国内经济崩溃的影响，倒帐累累，各行在相继停顿。 抗战前夕只有义隆一家。敌伪时期，因币值波动甚巨，经商的大部兼事囤积，为了利用游资，又相继设立银行钱庄。私营银钱业及外来的分支行总数达四十六家。1946年，除执有战前执照的义隆一家外，一律勒令停业。后来那些钱商又搜求以前一鳞半爪的证件（如收据褶子等），四出钻营，终得奉准复业的，连义隆在内共九家，即义隆、永益、晋泰、德余、润隆、亿成、永兴（后因外地有同一牌号的，改体荣兴）、大生（后改称琴丰）等八家饭庄，及大有银行。直至解放大军渡江后、从1949年4月23日起，始一律停止营业，全部结束，不再有这种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存在了。
挤兑风潮
反动政府再改换“法币”前，各银行声称所发行德钞票，可以随时兑换银元，这原是一种没有真实保障的骗局。
1933年（民国22年），城内发生挤兑风潮，一时，许多手持钞票的人，涌向中国，交通两银行（行址都再道南街），要求兑现，途为之塞。次日，由苏州轮船装来银元数十箱，因搬运人少，沿着道南街，县南街一路堆置，人们看到银元充足，挤兑风潮无形平息。那些“聪明”而消息灵通的官僚资本家，宁愿牺牲小利，获得大利，人们以血汗换来的金钱，结果还是集中到他们的口袋里去。
银楼
旧时城内银楼甚多，装璜富丽，地主资产阶级的妇女常出入其中，选购高贵饰物，虽耗资千余，毫无吝色。
开设最早的为久和银楼，稍后有上海银商在县西街所设的丹凤。又有恒孚银楼，因成色较好，牌价也较高。其余如庆福，陈宝华，范宝泰等，都匠心独运，专门讲究饰物的花式，当时亦颇着名。
最老的茶馆
旧时城内外茶馆特多，剥削阶级除烟酒赌博外，以啜茗清淡为比较经济的消遣方式，群居终日，浪费了不少时间。
城内湖园和仪凤为资格最老的两家茶馆。湖园原名一壶春，后改玉壶春，最后改称湖园。仪凤原名壶中天，旋改今名，清末因避宣统御名，曾一度更名为歧凤。
最老的菜馆
旧时代里，剥削阶级的挥霍享受，以吃喝一道为最普遍，因此城内菜馆林立，灯红酒绿，常闹到深夜。
最老的菜馆有钱馆和如意馆，杨太和等，后来又有长华，山景园，聚丰园，近芬园，鸿运楼等相继开设。其他规模较小的酒饭馆，多至不可胜数。
王四酒家与易君左
王四酒家原是一家乡村酒店，最初设在兴福寺头山门周神墓道之旁，以爊鸡、菠菜、螺蛳等菜肴供应顾客。有自酿桂花白酒，香冽可口，每逢春秋佳节，来此叙饮的，络绎不绝，业务日见发展。《闲话扬州》作者易君左到此游览，大加赞赏，题了一首诗：“江山最爱是才人，心自能空尚有亭。王四酒家风味好，黄鸡白酒嫩菠青。”店主人把这首诗悬挂壁间，从此声名大着，营业蒸蒸日上，遂迁店屋，成为具有规模的酒楼。旧时代经营饮食业，常有赖于文人墨士的题咏传播，否则，虽用广告宣传，收效还是有限的。
马咏斋
东乡人马咏梅，家道小康，精于烹调，因嗜吸鸦片，倾尽家产，生活贫困，遂日携竹筐，以所制肉松酱蛋等兜售于市，出入茶楼酒肆，因所煮菜肴色味俱佳，器皿亦清洁，大受顾客欢迎。后遂设摊于寺前街，不久又改为熟食店，又马咏斋为店号。以后并在苏州、上海开设分店。所制酱肉、油鸡、酱蛋，人们都冠以“马”字，称之马肉、马鸡、马蛋。其后仿效开张的虽多，终不及马咏斋着名。
最早的照相馆
城内照相馆的开设，以“庐山”为最早，其次为“光霁轩”，都开在书院弄。它们的前门辟在室后，面临石梅场，因旧时每逢春节，石梅场最为热闹，这样开门，正是为了招徕营业。
北门肥皂
1920年左右，北门外就有小型的肥皂厂，商标即称“北门肥皂”，质量极好，曾行销各地。后因外埠产品如固本、祥茂等肥皂运来本县大量倾销，北门肥皂终于亏本停业。这也是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一个鲜明事例。
骏云轮爆炸
在旧社会里，资本家只顾营业上竞争，往往不照规定，不顾一切，甚至把人民生命当作儿戏。如1920年（民国9年）骏云轮的爆炸，就是一个惨痛的事例，那时苏班轮船，本由老公茂和招商局两家垄断，后忽出现一新局面，通过某种关系，取得行驶权，加入竞争。开始营业时，客票不分等级，一律小洋两角，加送毛巾一条。五月中旬某日，招商局的骏云轮，超越规定速率，开足马达，直驶苏州，到莫城塘地区，突然气缸爆裂，爆炸声远达城内，死十余人，伤者无算。惨案发生后，始禁止竞争，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，已无法弥补了。
藤轿和爬山虎
从前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，仅有竹制的青布幔轿，遇有婚嫁喜庆租用，改用红幔，抬轿者二人或四人，以乘轿者的身份区分。1933年（民国22年）始改用藤轿，轿身以藤制，取其轻便。1934年（民国23年）锡沪长途汽车通车后，始有人力车和自备包车，藤轿逐渐淘汰。惟游山雇坐的仍有一种“爬山虎”，以藤或竹制，上复布幔遮阳，实即一种较为舒适的山轿。
好大的顶费
马咏斋熟食店，驰名远近，于苏沪各地都设分店。寺前街的老店前面，缺地一角，店面狭窄，该店为了扩充门面，商请原主转让。其面积仅足以安一帐柜，原主索价竟达二百担白米之巨。经过祖孙三代几十年的谈判，都未成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公私合营高潮时，这一角地始归马咏斋，因得放宽，一改已往得局促。
600个座位售票16帐
敌伪统治时期，百业萧条，即社会上一般娱乐场所，亦营业惨淡。某夜，和平街虞山戏院600个座位全部坐满，挂出“客满”牌，戏院老板正为营业大盛而高兴，旋经售票员说明，才知道只售出十六帐票，其余全是看白戏的，还得好好招待。当时在恶势力的压迫下，不论什么行业，都得破产的可能。
文化技术篇
清末的留学生
清末，出国留学的风气渐开。本县知识界受到影响，也纷纷出国。除唐市嵇岑孙（洛如，习经济）和城内仓巷陆宝淦（次兰，习化工）留学美国外，其余以往日本留学者为多，早期有入士官学校习陆军的翁之麟（振伯）兄弟和沈同午（职公）三人，其他习文理法政的为数更多，有殷潜溪、徐念慈、胡君黻、钱汉阳、苏梯云、赵卓斋、殷同甫、蒋韶九、冯一范、朱和钧、蒋丽南、钱一帆、狄巽行等。
科举尾声
科举制度沿袭了千数百年，明清两代，尤为知识分子进入士大夫阶级的唯一途径。但在清末受了东西洋新潮流的影响，虽忠于西太后的顽固派，亦不得不适应时势，废除科举。当时由官费选派或自费赴国外的留学生为数很多，当局表示重视新学，为毕业回国者举行特种考试，中式的即具备了参与新政的资格，故当时称做洋翰林、洋举人。本县点洋翰林的只有留学美国的嵇岑孙（洛如），中洋举人的较多，如冯国鑫（一范）、狄梁孙（巽行）是法政科举人，朱亮（和钧）是师范科举人等。
特种考试是封建王朝科举制度的最后尾声，此后，翰林、举人的名称也就随之着满清王朝的消灭而消灭。
劝学所
清末各县设劝学所，为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的机构。本县劝学所设在寺前街于公祠，邵伯英（松年）、丁芝孙（祖荫）等先后主其事。按照定制，劝学所直隶于省提学使，提学使行文各所，例用札子（等于令），惟对香邑独异，因邵伯英曾点翰林，官河南学政，不能视为下属，故改用照会（等于公函）。可见当时公文定制，亦因人转移，这便是一个例子。
图书馆
常熟图书馆始创于1899年（清光绪25年），就道前街道署废址，兴工建筑（即今县人委办公处）。1937年（民国26年）县政府迁入，图书馆只能迁移，初拟迁在书院弄思文小学旧址，后以逼近市，不甚相宜，始决定迁至石梅山麓。1937年日寇犯境，该处离市较远，所藏图书幸得保全。
最初任图书馆长的为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良土（启甲），1921年易张映南（鸿），1923年易宗子戴（舜年），又易王纪玉（兆麟），1927年为陈敬如（文熙）。
陆山长
清末，本县游文书院拥有学田甚多，工八股文的都可领卷应课，每月由书院聘请山长（当时的学官）命题阅卷，评定甲乙。取录名次较前的，即以学田收入，酌贴膏火之资，以为奖励。当时任山长的，以陆云生太史为最久。
早期教育的鳞爪
戊戌政变后，满清政府为缓和革命空气，推行新政，废止科举，兴办学校，城内男女各校次第设立，略述梗概如下：
1．第一所男女学校是中西学堂，1899年（清光绪25年）设于塔前旧书院“学爱精庐”原址，毕业后仍留原校深造者称师范生。后改名公立小学东校，后又改为塔前小学。1902年（清光绪28年）就石梅游文书院旧址，设立常昭小学堂，后改名为石梅公立小学，又称公立小学西校，不两年即并入东校。私立学校有设在寺前于公祠内的城西小学，设在石梅的思文小学，设在儒英坊的儒英两等小学，和设在曾园的民立两等小学。
2．第一所女校是竞化女学，清末设在曾园内，入学者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，当时风气未开，招生仅二三十人。民国初，迁至石梅游文书院原址，改名为石梅女校（今县师附小）。缪静甫夫妇又在石梅白衣庵附近家祠设立女红学校，这是提倡女子职业教育的一所学校。
3．第一所女师范是淑琴女子师范。为清末地方人士殷耕石所创办，校址在白粮仓内。
4．第一所县立师范是县立甲种师范。1923年（民国12年）以前，为培养师资而设立的只有师范讲习所，以后始有县立甲种师范，校址在西门外晒麦场。报慈桥亦有县立师范一所。
5．男女同学——开始于1928年（民国17年），实行于当时的县立实验小学，校址在塔前。
6．最初聘用女教师的学校——初办学校时从不聘用女教师，当时淑琴女师的毕业生仍无出路。民初推广国民小学，改聘女教师，淑琴毕业生始受聘执教，最早延聘女校师的是锁澜小学。
7．入学手续——清末民初，学生入学，例须用红纸填写三代履历，觅人具保，因之劳动人民的子弟，很难获得求学的机会。
赵半部刀劈万岁牌
清末，有赵半部者，名普，在体育界颇有声望，勇敢任事，富有革命思想。当他出任南乡辛庄小学校长时，借用庙宇为校舍，殿上供有万岁牌，赵以为这是专制统治的标志，不应使青年学子深印脑际，时欲移置他处，因庙主反对而不果。某日，赵遂以利斧将牌劈碎。当时群众慑于专制淫威，惧受株连，斥赵为革命党徒，缚送县署，幸有开明人士从中调解，始获释放。
五四运动中的常熟学生
1919年（民国8年）五月四日，北京学生掀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运动——五四运动，全国各地，一致响应。时常熟尚无中学。七月中旬，旅外大中学生返里后，积极组织“常熟旅外学生联合会”，参加的有北大、清华、北洋、南洋、圣约翰、圣玛利亚、唐山、苏一师、苏女师、东南、景海等校的学生一百余人。先设筹备处于道前街孙宅，后假县立图书馆举行会员大会，提出了“还我山东”、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、“抵制日货”、“惩办卖国贼”等口号。学联成立后，推定负责人，所需经费由参加者自动捐助。当时大家热情洋溢，却遭到了顽固派（包括封建地主、旧官僚、老学究和部分工商界人士）的反对。他们认为青年人以学业为重，不应干预国政；甚至利用当地报刊，大肆攻击，例如《新春秋》上的文字，对学联更多污蔑。但直至秋间各校开学，学生离家赴校，学联活动才告停止。
至1925年（民国14年）五卅惨案发生，本县各校学生激于义愤，为支援上海工人运动，重行组织学联会，会址在寺前街于公祠，首届主席为新县前英文专门学校的温景春。这是五四运动后常熟学生的又一次爱国运动。
新书报的发行
1894年（清光绪20年）后，上海出版新书或翻印旧书，均改用石印，当时称为洋版书。本县最先发行者，有“天禄阁”，在卷荐弄（今中巷东段）口。但所售书籍，仅供科举士子之用。后《时务报》出版，亦归该店发行，始有实用图书。继 “天禄阁”的有“学福堂”、“醉经阁”、“孚记书庄” 、 “振华公司”等，不过科学书籍，供应仍属少数。
新闻报纸的发行
本县初无当地报刊，嗣后上海等地外埠报纸推销日广，始设分馆或派报所。最初推销上海报纸、便利订户的，有许润生（住学前陈天顺丝线店内），继之者有孔筱国（住南门大街），都是宁波人。所推销的以《申报》为主，每月制钱四百文，在出版两天后送到。以后火车轮船畅通，第二天即可到达。1925年汽车通行后，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。
虞社
辛亥革命后，社会人士中专事研究旧诗文的有常熟的虞社和常州的苔芩社，称江南二大诗社。苔芩社号称有五百罗汉，而虞社社员多至八百余人，即日本和住居在台湾的人也通信加入。它的宗旨，与清末鼓吹革命的南社绝不相同，只谈风月，很少政治气氛。
名胜古迹篇
琴川七弦
横贯县城的琴川有小溪七，名七弦，发源于石梅涧南的焦尾溪，分流转入运河，状似古琴，遂以命名。
近代通行的说法，一弦在学宫后兴贤桥北，二弦在草圣祠后东太平巷南，三弦在县东街南金童子巷北，四弦在言子宅后，坊桥北章家角南。五弦在白粮仓前灵公殿后，六弦在白粮仓后，七弦在孝义桥
